周恩来的作息时间表?67222香港赛马会资料库
发表时间:2019-11-2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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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国内国外许多有名有影响的人都著文说:“无疑,周恩来是这个世界上工作最忙,工作最多的一个人。”

  跟随总理几十年,我最强烈的感受也是这一点。工作忙主要体现着他的奉献精神,而工作做得多,则不但体现了奉献精神,同时也体现出他过人的聪明才智。

  总理忘我工作的文章人们写过很多很多,我不想重复。我只想讲讲总理的“六个办公室”。不要误会这“六个办公室”是西花厅、人大会堂、钓鱼台、新6所等等不同地点都有总理办公的地方。我要讲的六个办公室,是我们身边工作人员根据总理的生活及工作规律,自己总结出的六个“办公室”。

  总理的生活规律:睡觉醒来,第一件事就是上厕所。他是两眼一睁就开始工作的人,所以厕所就成了他的第一办公室。就我所见,早在1940年,从我调到他身边开始,就发现是这样。

  那时在重庆,没有坐式马桶,“第一办公室”的条件很简陋。我们在房东的菜园子里,距住房10米左右搭个小棚子,在棚子下挖个地坑,再垫两块蹲坑时脚踏的砖,这就是“第一办公室”的全部建筑和设施了。周恩来起床后,抓起报纸和临睡前准备待办的文件就直奔厕所,也就是第一办公室。他在坑上一蹲好,开始解手也就开始了办公。

  总理解手时间比较长,不像有人能3分钟“解决战斗”。总理快则半小时,慢则一个多小时,这么长的时间若不办公,一生将损失多少?所以他进厕所时总要带很多报纸和文件。在“第一办公室”里办公的时间长短,取决于解手时间长短;同样的,解手时间长短,有时也取决于公事办完投办完。

  有些人把上厕所叫去1号,而我们这些人,特别是部队和机关里一些同志,把上厕所叫作“办公事”。典故就出在周思来这里。

  周恩来在解手时办公事,也是有个顺序:先处理那些急件急电,然后看报纸。有时边看报纸还要边听秘书及工作人员的汇报,并同时作出各种指示。一般看完报纸或没看完报纸,解手就已经完成了。偶尔报纸看完了,解手还没“完全彻底”,那就按轻重缓急继续批阅文件。

  记得我刚调周思来身边任警卫时,由于同时来了不少人,所以他并没直接同我个别谈话,就由延安出发了。到重庆后,我去“第一办公室”报告事情,才作了个别谈话。

  周恩来像是看出我的心思,笑着说:“四方面军就是张国焘不好,广大指战员还是好的么,中央是信任的。张国焘这个人不会打仗,又指挥得很具体,连营一级都要去插手。”周恩来讲到这里摇摇头,然后对我说:“欢迎你到我这里工作。”

  他没有因为我是四方面军出来的而不信任,留我在身边,不久又提我担任他的副官,建国后又先后任他的机要秘书和卫士长。

  进城后,“第一办公室”的条件得到改善。过去蹲坑式,周恩来办完公事,站起来半天迈不了步,腿蹲麻了。进城后改为坐式马桶,坐时间长了虽然还会腿麻,毕竟比蹲着要舒服省力,办公效率也提高很多。

  由于夺得了政权,周恩来必须总理整个国家,所以进城后比战争年代不但不轻松,反而更忙了。需要在“第一办公室”里处理的事情也比过去复杂,比过去多。

  总理如果是凌晨3点上床,那么7点多便起床了。当然,并非总能这样规律地睡眠,睡眠问题后面专门谈;他起床后,带报纸、文件、大参考直奔“第一办公室”,在厕所马桶上一坐,一天的工作便开始了。

  我们秘书都十分重视这一小时左右的办公时间。一年之计在于春,一天之计在于晨么。为这一小时的办公时间,我们秘书都是预先有准备和协商的。

  首先,我们秘书将各自负责的急件拿出来,“争夺市场”,谁先送谁后送,要争一争,排排顺序。往往是那些立即需要批办的电报放在前面。这么大的国家,总理只要睡下3、4小时,就会发生一些急事要办,何况还有国际风云,瞬息万变;何况地球是圆的,我们是黑夜,那半个球正是白天;战争、谈判、大选、政变、地震、水灾、空难、车祸,没有一分钟清闲。这一切都连着总理的“第一办公室”,要在坐马桶之时就加以处理和决策。

  总理前脚进“第一办公室”,我们后脚便跟入,环立他左右,将急电、急件、急需批转的报告,按轻重和事先协商的顺序呈递上去。总理这时处于高度兴奋状态,他的办公效率是超人而又惊人的,但凡见过总理办公的人,无论你自己本身也是怎样的超群,怎样的出类拔萃,都不得不拜服在总理之下,叹为观止。

  我们常说;总理有3个脑子同时工作,彼此通气又决不紊乱。世人可能难以置信,但有条件者可以随便问总理哪个秘书;他们无不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。

  具体些说,总理是同时进行三项工作。他的眼睛在看电报、文件,并且不时在上面作出批示;他的耳朵同时在听我们的汇报,这个汇报往往与他批阅的文电毫无关系,因为有些电话请示及我们总结出的问题是常需口头汇报的,该汇报而没汇报就要挨批评;在我们汇报的同时,总理还会不时将自己夜里考虑好的一些重要决定及指示,口述给另外一个秘书。我不知多少次见他手里批阅着外交部的急件,耳朵里听着财经方面的请示汇报,嘴里交待着国防军事上的指示。三方面的工作可能风马牛不相及,但总理样样记得牢,批得明,说得准;条条件件分清楚,彼此不紊乱,事事有着落。

  对此,有人不相信,我并不责怪。是难以置信,但又千真万确是事实。且不说听的人难相信,就是工作在总理身边的人,那些初来不久的秘书,开始都曾惊疑这样的办公,以为总理正在批阅文件肯定记不住自己的汇报,或以为总理三心二用,跟别人交待工作肯定对自己的文件批阅不清。往往是经过多次实践证明,经过时间和事实的考验,才终于惊呼一声:“服了服了,总理真是神人啊!”

  现在国家档案馆里有数不清的总理墨迹,其中的急电急件,大量的是在“第一办公室”里批阅,你可以从前查到后,再从后查到前,看有哪件批得不清?看有哪个错字或是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总理没有改正过来?总理一生严格、细致、谨慎。举个批阅文件的例子:

  总理阅读文件,除逐一圈点外,当看完一页时,必要将这一页掀起;以此页末行压在下页首行之上,看完上页右下角末一个字,再看下页首行左角第一个字,这样来保证两页连接处不会多字缺字。

  我搞的文件曾多出字来,军事秘书王亚志、郭英会等同志缺漏过字,问题都出在两页连接处,被总理在边听汇报,边交待工作的紧张状态中,同时批阅文件而同时发现改正。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成普同志,给新来的同志介绍情况时,有几句话每次都要讲,所以大家都记住了,并在实际中很快得到证实:你们不要从一般常识出发去想总理、看待总理,他有个特殊的脑筋,不可思议的能力;他有惊人的记忆力,非凡的洞察力,无比机敏快速的反应力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,;所有这些能力可以同时在几个方面充分发挥,表现出来就是工作的高效率、条理层次明晰,互不紊乱,件件周密、细致、精确。我们全加起来也赶不上他……

  我们报批的文电及汇报,一般是外交和军事排在前,这两个方面突发性事件多,急情况多,而农林系统一般靠后,除非发生了灾情。有重大灾情就要首先报。

  记得有次汇报,负责农业的秘书对负责外交的秘书打招呼:“喂,你快点啊。今天国务会议上,总理听农林口汇报,基本情况我得先报给他。”

  等进了“第一办公室”,外交和军事方面的秘书很快完事,留时间给农业秘书汇报。可农业秘书有些犹豫,因为总理正在批阅文电,并且不时交待机要秘书发电,口述电文。等在农业秘书后面的还有负责文教体育的秘书,见农业秘书犹豫,就想先汇报。农业秘书知道总理永远是忙,等是不行的,只好汇报了。

  也难怪农业秘书犹豫,那时是计划经济,他汇报有一连串的数字,比如粮食、棉花、油料等等的产量数字,征购数字,已完成数字,分配数字等等。在这种情况下汇报总理怎么可能记得住呢?

  让人目瞪口呆的是,到了国务会议上,总理听汇报,居然给汇报者纠正了一个念错的数字2而且在问答中,一涉及数字,那位副部长就得重新翻材料,而总理就很不耐烦地帮他说出准确数字。事后这位副部长说:“我们没法跟总理比。那么多数字,我们只能记到纸上,总理全能记在心里。”我说:“你还不知道呢,总理就是早晨听了一次汇报就全记住了。”

  我没多说。我要是说总理听汇报记数字时,手里还在批阅文件,他肯定不相信。还会错误地以为总理不重视他们的工作呢。

  当然,全国报来的文电和情况每天多似海,不可能全叫总理看,全向总理汇报,首先要经过我们秘书的筛选过滤,有选择地呈送,有选择地汇报。

  有次国务会议结束后,一位副总理问周思来有关黄河水利的问题:“总理,这个文件我们报上去了,不知您有什么意见和指示?”

  他找来有关秘书李岩,果然,是被李秘书筛选下去了,没报总理。但凡报上来的,总理都是“过目不忘,过耳不丢。”此后,为避免筛选出差错影响工作,我们改变了作法。就是对筛下来的文件报告,得空时便向总理唠叨几句。不要小瞧这几句唠叨,总理听过就不会忘,万一哪位负责人向总理问及这件事,总理就不会不知道。

  由于“第一办公室”的特殊环境,便难为了陈浩、杨纯她们这些女秘书。她们不便进,有了急件只能求我们男秘书代劳往里送。如果可能,她们也把那些十分紧急的电报预先送进“第一办公室”,等总理起床后,进了卫生间就能及时发现处理。那种特别重要的电报,收到就要马上送总理,如果总理已经进了“第一办公室”,就只能喊人,请我们往里递,一刻不能耽误,耽误了就要挨批。有次陈浩收到某驻外大使馆发来的一份关于边界问题的电报,电报上注明是特急。陈浩考虑总理正在休息,没有马上送,也没事先送到“第一办公室”,结果挨了总理一顿严厉的批评。那以后,再没人敢耽误急电,“第一办公室”在秘书们的心目中也有了特殊的位置。

  总理“第一办公室”里还准备了茶几和椅子,放材料,放报纸文件。椅子是因为有领导同志需要立即见总理时,能坐着汇报,接受指示。所以,有时总理坐马桶,对面椅子上就坐了副总理或部长,这边汇报,那边指示,迅速解决一些紧急事务。

  有一次赶来见总理,值班卫士说:“哎呀,总理今天的活动全排满了,实在找不出一点空儿,恐怕谈不成。”

  “好,好,”也知道这个“第一办公室”,立刻放下心,说:“不要紧,不要紧,我去去就出来。”

  说着,不管卫士是什么意见,自己就闯入了“第一办公室”,在总理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,开始请示汇报。

  事后,也只说他去了总理第一办公室,已经请示汇报了,而不会说去厕所向总理请示汇报。

  由于我们这些秘书常说“第一办公室”,渐渐地,国务院及各部委办的许多同志都知道了,都把总理的卫生间称呼为“第一办公室”。

  一般情况下,总理在“第一办公室”只处理急电急件,大事要事。那种日常性公事,不能拿到这里办。因为总理还要看报纸,可以说一次也没缺过。

  总理主要看四种报纸:人民日报、光明日报、文汇报和解放军报。他读报速度比一般人快3到4倍,至少是比我们这些秘书快3倍。这是在长期接触中我们悄悄对比过的。他的目光飞快地扫过字里行间,耳边哗哗地响着翻报纸声,他对每个版面登什么内容,有哪些专栏,了如指掌;有的看标题,有的粗读,有的细读,一阵工夫,天下大事基本都了解了。

  从“第一办公室”出来,若没有紧急会客或电线分钟的操。由于作操不属于办公,所以卡时间很紧,多半分钟也不行。

  不过,无须人监督时间,他作的是一套自己编练的保健操,作完全套动作准准是用5分钟,动作的节奏速度他很有数。

  这套自编的保健操主要动作有:双手卡腰,两脚站立与肩同宽,然后左右扭腰,然后旋转腰,然后左右扭头,然后仰头低头,然后伸臂,然后扩胸,然后抬腿,然后踢腿,然后收式结束。

  所谓第二办公室,就是总理的餐桌。说餐桌不说餐厅,是因为总理无论在哪里吃饭,都不停止工作。有人间,宴会也不停止工作吗?不停止。王菊果然瘦了丝袜,无论宴请外宾内宾,本身就是做工作。

  当然,我要讲的还不是宴会谈话那种工作,我讲的工作仍然是指处理各种公务。包括读报、看文件,批电报、听汇报,开小会,作指示等等。所以,“第二办公室”主要还是指他家中的客厅兼餐厅。

  第二办公室远不如第一办公室名声大,因为赶早不赶晚,急事大事都赶在第一办公室处理了,没有特殊情况,不是临时发生急事大事,秘书们轻易不忍心在吃饭时间去打扰总理。何况邓大姐是为此发过线多个秘书对着他一个,轮番作战,也得给他个吃饭喘气的时间啊。”

  话是这么讲,我们还是无法给总理安排出吃饭时间。总理的办公桌上摆有台历,值班秘书事先都将总理一天的活动安排记在台历上,台历的正反面都记得满满的,写不下还有一块小黑板,小黑板也常写得满满的,所以总理的工作也排得满满的。开会、汇。报、谈话、会见、接见、批阅文件、作报告,时间是以分钟来计算。比如主席约周恩来下午4点见面,我们可以把总理的活动表一直安排到3点58分,剩2分钟是总理走路的时间。他走路快似一阵风,从西花厅到菊香书屋,两分钟就一溜小跑地赶到了。

  1981年1月20日,邓大姐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,将周恩来总理留下的20多本工作日历交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。

  这是周恩来1950年1月1日到1976年1月8日所使用过的日历,叫作工作日历。因为记满了26本日历零8页日历纸的内容,全部都是工作。翻遍日历,一分钟追一分钟,一天接一天的,只是各种工作,唯独找不到吃饭时间安排在哪里?

  吃饭没有规律,周恩来吃饭也没有规律;吃饭手不释卷,周恩来吃饭也手不释卷。周思来主要是看报,在第一办公室末及细读的文章,都要在第二办公室细读一遍。

  不过,周恩来与也有不同。当年去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时,带的一班人基本都是搞哲学的,所以谈判中,有关援建项目和中国经济生产的现状,和他带的一班人都讲不清。在场的同志曾告诉我,斯大林对说:“谈生产和援建项目你不行,你叫周恩来来谈。”周恩来随后带了一班人马赶到莫斯科,他带的一班人都是搞经济的。宴会上,讲过一句:“现在,我们搞上层建筑和搞经济基础的全套人马都来了。”

  搞哲学可以摆脱大量具体事务的纠缠,搞经济就必须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。所以,总理吃饭不但要看报,还得批阅文件,随时听我们的汇报并作出指示。总理每天吃什么饭,我们基本都知道。因为20多个秘书,总得有几个碰上吃饭时间找总理请示事情。

  只有遇上总理和邓大姐一道吃饭时,我们尽量避免去请示问题。总理吃饭没规律,极少和大姐一道吃。但要是真碰上了这种时候,也确实让人为难。

  有一次,秘书杨纯就遇上了这个难题。有篇关于农业政策的稿子要见报,定稿时有几处改动,需要总理审定。她拿了稿子找总理,正碰上总理和邓大姐一道吃饭。等等再来吧?那边又盯着立等回话,她可真作难。在门口转磨似地走几圈,忍不住朝门里探一下头。脸孔在门边刚闪过,恰巧被总理看见了。

  杨纯就赶紧说,每日瑜伽学院获RCYS认证 儿童瑜伽教培12月正式开,赶紧送上稿件请总理审批。由于总理的时间太宝贵,我们秘书都养成说短话,说快话,说“是”或“不是”的讲话习惯,一切客套话、寒喧语,甚至不十分必要的解释话都不要,连形容词都一律删掉。有人评价我们总理秘书说话是“开门见山于巴巴,单刀直入赤裸裸。”其实,越这样越能直接明确地说清事情,为总理节省一点宝贵的时间。

  吃过早饭(其实往往不在早晨),总理漱着口便走进第三办公室,那漱口水往往是吐在第三办公室的痰盂里。

  总理的第三办公室,才是一般人们概念中的办公室。这是布置简朴实用的一个房间,墙壁由于年代久而发黑,到了夏天泛潮,墙脚会转圈出现碱花,直到我因为修房子挨批评那次,才在墙上喷了浆,把铺砖地变成木板地,使整个办公室显得亮堂些。这个办公室里有块旧地毯,其他卧室等房间都没有地毯。总理说办公室里接待客人多,铺块地毯可以大家共同享受,所以同意了。

  办公室正中,靠墙立个自制的木架子,铺着解放前使用的一块旧毯子,上面摆放着毛主席像,是石膏作的半身像。两边靠墙是书架,主要是马恩列斯著作及选集。另外就是辞源辞海之类工具书多。

  总理的办公桌四面不靠墙,是解放前那种两面抽屉的办公桌。开始为他配置的是一把转椅,他坐不习惯,改换成沙发椅,是解放初期最多见的那种灯芯绒布面的弹簧软坐椅,现如今,这种老式坐椅在各地都不易见到了。除了这张办公桌,还有一张不带抽屉的长条桌,铺块绿呢子布,每边四个凳子,两头还各有一个凳,共十个硬木凳。总理常在此召集副总理或某些部长谈话或开小会。

  总理的办公桌上整天整月整年地堆满待审批的文件,只剩下坐椅前不大一方小桌面供他批阅文件用。这一方小桌面除有笔墨之类办公用具外,还有台历,还有三件“宝”,就是袖套、老花镜和清凉油。

  总理曾经感叹他的这间办公室不如在延安办公的窑洞。延安的窑洞是冬暖夏凉,总理的“第三办公室”相反。天越热,屋里也越热;天越冷,屋里也越冷。

  那时没有空调,夏天只有一个小电扇,天热得止不住汗,手臂湿得沾纸,便在电扇前放盆凉水或放盆冰块,算是我们土法制作的“空调器。”冬天我们就怕刮西北风,67222香港赛马会资料库,一刮起来,“第三办公室”就冷得没法呆,手冻僵了写不成字。这时,总理就会抱起文件转移到“第一办公室”,因为厕所没有朝西北方向的窗子,温度。相对高一些。

  总理每天走到办公桌前,第一件事是仔细戴好袖套。那是和工厂工人常用的工作袖套完全一样,蓝粗布缝成筒,两边有松紧。带。这样可以保护衣袖不要磨破不要弄脏。他一边戴袖套,一边俯身,眯细眼看看台历上所记录的一天活动安排。

  戴好袖套,总理便坐下来,一手将老花镜往鼻梁上架,另一只手已经去搬文件,在“第三办公室”里的办公就开始了。

  每天最大量的办公,特别是批阅文件,主要是在“第三办公室”完成。从总理办公开始,我们这些秘书也都跟着运转,跟着忙起来;随时准备总理叫去提问,随时把手中较重要的文件送去,随时把情况报告上去。

  一般情况下,总理白天的活动“节目”多,要开会、作报告、接待外宾、视察等等,所以在“第三办公室”坐下来的时间不多,也不会长。“第三办公室”线点钟以后,总理结束了在外面的活动,匆匆赶回西花厅。汽车停在外院,他一边清嗓一边走进第三办公室。

  听到清嗓声时,我们秘书们已经纷纷朝第三办公室聚集,人人手头一堆文件、电报、材料,都是总理外出活动这段时间报来的国内外大事,急等批示。总理当年搞地下工作,用咳声作暗号来叫门,久而久之养成了习惯,进任何门之前,都要条件反射似地清清嗓,咳几声。于是,这声音就成了我们上班的“铃声”,听到这声音我们就知道总理回来了,就往第三办公室聚。

  总理跨进办公室门,习惯动作是目光绕屋一扫,看见来的秘书多,满屋晃来晃去,就知道今天的事一定多。我多次观察过,即便疲劳到家,只要眼前晃动的人影多,他肯定是深吸一口气,然后猛地从鼻孔里喷出,双肩同时用力地向下一顿,精神立刻振作起来:“给我泡杯浓茶1”

  这几乎都成了惯例,看见我们秘书就要浓茶,就兴奋。邓大姐曾不止一次对我们说:“总理有个脾气你们不知道,他一看你们秘书呵就兴奋,就控制不住自己;眼前人影一晃,他就静不下来。你们能不能只留值班秘书,有文件的留下来,六合宝典,交持给值班秘书,总理一看人少了,就可以松弛点。”

  首先是亢奋,带着一种燃烧的力量;使整个第三办公室热气腾腾,但有时也会灼疼你。特别是在办公刚一开始时,先报的都是大事急事,常常听到总理急切的声音:

  “这是不允许的!我说过多少遍,主席有事要立刻报,有灾情有重大事件要立刻报,不管我是休息还是忙,必须立刻报,为什么拖了半天?”总理目光始终盯着电文,边训斥边审批,交还秘书时,才掀起眼皮,语气变缓和:“你们不要怕我忙么,我能忙过来。

  那是一位副总理准备以中央名义批转的文件。这位副总理是工农干部,实践能力强,文字水平差,二三百字的批语,结构、逻辑、文句都不大通顺。总理看过几句便皱起眉头,目光从老花镜的镜框上边闪烁,火辣辣地盯住站立办公桌前的秘书:“这东西你看过没有?”

  新的文件审批,嘴里兀自批评着:“不成熟的东西重复看,这是浪费我的时间!”

  总理就是这样紧张亢奋、热烈激昂地进行着工作。但精神上的亢奋热烈,决不影响他态度的严谨、认线个特点就是谨慎细致。

  他办公,离不开辞海、辞源等工具书,为求一字准确,有时甚至要翻到康熙字典。我就曾帮他翻过康熙字典,翻到之后他还要亲自查阅核对一遏。凡属见报或下发的文件,更是严格把关,有引用经典著作的内容,他一定要找来原著核对。我们秘书帮忙核对之后他仍不放心,仍要亲自核对一遍。对生产建设上的数字,对计划项目,每个数目字他都要亲自再算一遍账。我们秘书随时都带有计算尺,遇有审查计划或财政预决算时,还得把手摇计算机搬到办公桌上,帮助总理计算核对。

  有次,我见总理太辛苦,拉计算尺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核对,后面还有那么多文件,难免又是整天整夜不得合眼,便劝说一句:“别人都算过了,差不多总理就不要再算了……”

  我的话没讲完,因为总理一下子掀起眼帘盯紧我,并且眉头皱起来:“怎么又讲差不多的话?”

  我自知失言,尴尬地闭了嘴。总理最听不得“估计”、“大概”、“差不多”一类泛泛之辞,他作什么事都追求一个精确。

  “这是多余吗?”总理举举计算器,“要我签个字很容易,提笔一划就行。可是事关国计民生,国家的资金,人民的血汗,我是提笔千斤啊,不敢不慎之又慎!”

  总理这种谨慎细致事必躬亲的态度,确实发现了不少问题,避免了许多失误。记得中印、中缅边界谈判时,总理查阅了大量资料、地图,还向许多专家请教。一次,送呈文件所附的地图上少了一个对方的据点,还有一段边界线画弯了。这本是具体技术工作人员的责任,下面各级负责人也看过,都未发现。总理审阅时就发现了这个问题,使那些具体责任者既感动又惭愧,受到一次很深的教育。

  总理办公的第3个特点就是极端的认真负责。他常常在办公桌旁一坐十几个小时,修改各部门送来的文件。记得有次他放下笔,搓搓脸又揉揉发木的手指,望住我,忽然发出一声感慨:“唉,我这个总理,简直是一个语文教员,天天在这里改卷子……”

  总理说得很形象。不过,我们秘书们议起来,又有另一种形容,我们看总理批阅文件,就像雕刻和绣花那样精细、那样一丝不苟。他的责任心容不得任何粗枝大叶,拖拉推诿;一旦发现这种情况,他就会声色俱厉地加以批评。

  有次,外交部报来个案子,不算大成熟。秘书陈浩接到报告,没有完全查清就送给了总理。总理一看报告里许多事情提法不准确,问题没弄清楚,立刻火了,严厉问陈秘书:“这个案子你问清楚了没有?”

  “怎么这个样子就给我送来了?”总理把报告摔到桌上:“不行!快去,把他们叫来!”

  陈浩忙去打电话,把外交部主管副部长和有关司的负责同志叫来。总理严厉批评之后,把案子打回去,叫他们重新搞。

  总理办公的第四个特点是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沉浸于习惯性的忘我劳作之中,真正是坚韧顽强,鞠躬尽瘁。